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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眼十二年

gecimao 发表于 2019-03-20 08:09 | 查看: | 回复:

  近十多年,“乡村影像”在中国的西部地区起源并发展,从云南逐渐扩展到青海、西藏、四川、广西等地,成为乡村居用摄像机、照相机和手机这些现代的拍摄工具,记录文化和环境变化,表达自己观点,参与社会变革的有效途径。2017年,白裤瑶的村民影像作者甚至参与到了文化部主持的影像志摄制行动中,为国家层面的文化遗产记忆工程,增添了本土文化持有者的视角。乡村影像不仅为西部文化和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现代影像技术在中国的创造性实践,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案例。

  孙诺七林师傅来自云南香格里拉县汤堆村,他是村里最有名的黑陶师傅,也是第一批中国乡村影像的实践者。

  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总是一个因缘聚汇的结果,乡村影像也不例外。导致它出现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两个因素最为关键:

  一个是技术的创新,即DV、个人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的普遍运用,降低了知识和思想创造、传播的门槛,为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

  另一个是普通民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文化自觉,这得益于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

  在这期间,独立纪录片和DV运动相继兴起,同时,乡村建设运动和民间环保运动也逐渐形成潮流。这一时期对于社会变革的反思和行动不只发生在大城市,也发生在偏远的乡镇和农村。以下是两位藏族拍摄者的故事:

  1997年,我做生意的弟弟拿了一台模拟的大机器,在我家放了一个夏天。我很好奇,弄懂如何开关,便拍了玩。拍的是生活里的事,过节,祭祀神山,夏天的聚会,动物等等。有时到底拍着没有也不知道。一看,晃来晃去的,头都晕了。弟弟把大机器带走,又拿来一台小的(DV),这回我拍得比较稳了,画面也比以前好看了。现在留下的大录像带家里还有一堆,大家都喜欢看,因为以前拍的小孩子都长大了,有的结婚了。

  过去拍不讲究主题,后来发现可以记录变化,觉得是回事儿了,想编辑出来。记得1998年河里发大水,桥和庄稼都被冲了,这些都拍了,但被县里拿去。比较拍片子前后的变化,现在是有意识地拍环保,记录工作,会议,可从前就是好玩,没啥目的,如今反而太多的概念。我不懂汉语和英语,可还是学会电脑软件编辑,放给村民看。村里 VCD多了,过年过节特别喜欢放自己拍的东西,也算是影象和社区教育的结合吧。

  我汉话不好,心里想的讲不出来,简单说说。那是1998年,村里过春节跳锅庄,我弟弟带了台模拟的大机子拍了一个晚上,然后放给大家看,他忙不过来时我也拍了两下,挺好玩的。但那天电压不稳,又只有一块电池,弟弟把 小车的电瓶接出来用,结果把机器烧了。

  2002年,我掏钱买了台小DV,请朋友从香港带来的,拍村里的唱歌、跳舞和开会。有家公司来开发我们的千湖山,非政府组织又来做生态旅游项目,群众争议很大。我把大家争议的都拍了,不会编辑,就收藏着。还拍了过年烧香,去年的火灾,村民打篮球,想以后会有用。后来刻了光盘给村民,上村的和下村的人看了有意见,都说他们村的事情拍少了。他们喜欢看拍出来的自己,觉得还是看传统跳舞最有意思。

  仁青桑珠和旺扎这种对社会变化敏锐的观察和反思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在重重压力之下,继续拿起摄像机,投身环保运动,成为藏区乡村影像的先行者。

  如果把“音像”和“文化主体”作为两个基本的准则,那么,1999年便是乡村影像线月,在云南藏区著名佛教圣地卡瓦格博雪山脚下,两名从小接受汉族文化教育的雪山子民——肖玛和斯朗伦布,出于对藏文化流失的痛惜,以及恢复母语教育的责任感,创建了以他们自小顶礼的神山冠名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

  十多年来,文化社致力于向当地人传播藏族文化,保护本地区特有的生态和文化环境。他们开办义务藏文培训班、自然生态保护意识班、弦子培训班。从一开始,文化社的成员就运用录音机和摄像机等音像设备,在以德钦县为中心的各周边藏区搜集和记录民间音乐、歌舞、仪式、神山信仰和历史变迁的资料,并摄制以环保为主题的纪录片。

  仁青桑珠、旺扎和卡瓦格博文化社的经历说明,乡村影像并不是一个城里人教育乡下人,文化人给村民“赋权”的行为。而是中国城乡怀抱文化自觉的民众,借助音像工具表达自我,争取“发声”和发展权利的行动;也是人们借助现代媒介,打破各民族之间语言文字和文化差异的障碍,相互学习,共同维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行动。

  2000年,我和云南省社科院的藏族学者章忠云、纳西族学者和渊,云南师范大学汉族学者苏雄娟、迪庆州教研室纳西族干部和银华等人合作,开始在云南藏区做“社区影视教育”项目。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机构,便挂靠到“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CBIK)下面,以申请基金会的资助。在CBIK,我结识了从云南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吕宾,他刚学着把DV拍摄运用到哈尼族社区的活动中去。

  从2003年起, CBIK和云南省社科院的两个团队合作,在云南藏族、纳西族和哈尼族的村寨开展社区教育的尝试,社科院的团队负责迪庆州汤堆村的活动,CBIK的吕宾和曾益群负责西双版纳勐宋哈尼族寨子的活动。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具有美术天份的哈尼青年妹兰,帮助他完成了一套哈尼族村寨生活和仪式的绘画。吕宾还别出心裁,将这组图画做成动画,编辑到妹兰的第一个纪录片《嘎汤帕》中。如果回过头来看,这恐怕是国内第一部用动画的形式来做社区教育的电影。

  图/哈尼族青年妹兰根据老人回忆,以绘画的方式重现了哈尼族最重要的节日“嘎汤帕”的传统原貌(2001年)

  2007年1月,已经加入环保组织“保护国际”中国项目部(后发展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吕宾,组织了第一次“乡村之眼”纪录片培训,这成为了“乡村之眼”公益行动的起点。参加项目的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藏族。

  为了让大家互相认识,开班的时候,吕宾请大家讲一讲自己是怎么拿起摄像机的。噶玛是青海玉树曲玛莱县措池的牧民,也是当地藏族环境保护的领头人,他说:

  我们村的野牦牛协会做环境保护项目,2005年得了“阿拉善生态奖”,有一万元奖金,我们村就买了一台DV和一个数码相机,开始拍野生动物,在保护国际的支持下,一年做4次动物活动的监测。记得第一次跟踪拍摄,走了4天,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保护国际的陈琦,三江源协会的扎多算导演。陈琦教了我很多,可我没记住几个词,我汉话不好。我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所以开会也拍,家家搞卫生也拍。拍了开会时放给村民看,他们很喜欢。

  照相呢,用傻瓜相机和数码相机拍过漂亮的风景,雪山,雄伟的野牦牛。最大的感受,一是给村民看得太多,把摄像机看坏了。二是拍得太多,应该有明确的东西 ,拿出来给社区看。

  云南省德钦县的诗人扎西尼玛早在2002年就参加了我们的社区影视教育项目,拍过纪录片《冰川》,他的经历很有意思:

  1999年明永村开发冰川旅游,云南社科院的郭净在村里转来转去拍摄,日本登山队的小林也在拍照片,他拍核桃树,小孩子哭,还有人睡觉。看他们拍,又发现村子在变化……

  一个搞探险旅行社的朋友来了,带了台DV,从取景框看是黑白的,放出来才有颜色。我有了想法,就跟郭净说要拍我们村的冰川。1999年冰川消融得厉害,之前我带几个香港人上冰川,他们看到冰舌处黄灿灿的沙棘树,80多米高的冰壁,像喷泉一样的冰河,他们很感动。第二年冰川开始化了,新在连最上面的部分也在融化,岩石都露了出来,不知道冰川旅游还搞得了几个季节,所以,我拍了《冰川》这部影片。

  来自青海的索南更庆是玉树称多县赛康寺的高僧,他是在参加佛事活动时接触DV的:

  我们寺院有500多僧人,我是主任。2000年拿DV拍大的活动,拍了拿去西宁做光盘,但拍得像晕车一样,两次都报废了。拍的只有2004年的可以看,那是21个寺院僧人的辩经法会。

  2005年我们成立了尕朵觉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尕朵觉悟是我们的一座神山。我做协会的工作,镜头便对向环境了。我们山下有个冰湖水也干了,那里有传说故事的。以前人们没有看出这个变化,拍出来就看到了。2006年我们专门拍摄神山的花卉,从开春拍到秋末,拍了200多种。还打算拍神山的动物,以后可以看发生的变化。

  那次培训来了十多位藏族,好多人汉话说不好,汉字不认识几个,但他们非常专注,几天之内走过了从拍摄到后期编辑的整个流程。这批人,成了藏地乡村纪录片最早的骨干。2007年的尝试很快产生了连锁反映,后续的培训在云南和青海持续展开,乡村之眼的力量逐渐显现出来。

  乡村之眼在长期的实践中,不仅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培训方法,还尝试在学者团队和在地草根组织之间建立一种平等互惠的关系网络。在此之前,在云南省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发起的乡村影像活动中,当地人主要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如藏族的孙诺七林父子、刘文增、吴公顶父子、扎西尼玛、此里卓玛、鲁茸吉称、索南更庆,苗族的侯文涛、王忠荣,摩梭人的尔青等。虽然在2009年与藏区的卡瓦格博文化社、青海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青海尕多觉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和青海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合作举办了“乡村影像计划”项目,却没有和地方草根组织达成长期的合作。

  这个障碍,被乡村之眼突破了。时至今日,乡村之眼团队已经搭建了一个包括青海的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万物之眼团队,云南的卡瓦格博文化社-来者公司、格桑梅朵妇女手工艺合作社、玛荣峒格生态文化旅游专业合作社、四川的雅安市乡村摄影协会、广西的白裤瑶乡村影像小组、梦南舍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等在地草根组织在内的乡村影像的交流平台。

  源于2010年的乡村影像网络概念,时至今日已经发展为了一个不单纯只是在探讨影像的网络,而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影像如何协作社区”的大网络。

  这个网络的初次形成,源于2010年在青海的一次培训。和以往的培训不同,此次活动的发起方,是一个由青海果洛草原牧民组成的环保组织“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这个组织的领头人是佛学博士扎西桑俄和周杰。

  扎西桑俄在国内的观鸟界声望颇高,他走遍藏区观察鸟类,并把上百种鸟儿画成图画。之后他又拿起照相机记录鸟的生活。为了动员很多的牧人参加环保行动,扎西桑俄和周杰成立了“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于2008年申请到“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资助,用照相监测的手段寻找保护珍稀鸟类藏鹜的方法。这期间,吕宾拍摄了一部关于扎西桑俄的纪录片《鸟语者》,并与这两位环保僧人成了朋友。

  2009年,云南省社科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与“山水”、“年保玉则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尕多觉悟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等机构合作,在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的框架中实施“乡村影像计划”。扎西桑俄和周杰在参加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学会了纪录片的制作,他们的第一部作品叫作《我的高山兀鹫》。

  此时在“山水”担任项目顾问的吕宾是它俩的合作者,他不仅介绍扎西桑俄和周杰参加了乡村影像计划,还带他们参加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这些活动让两位僧人打开了眼界,找到了DV这种有力的表达工具。

  2010年8月,我和吕宾受邀去青海省白玉乡参加这次重要的乡村之眼培训,同行的还有“山水”的青年科学家李黎。8月26日上午,培训一开始,本次培训的组织者扎西桑俄对学员们解释了横幅上活动名称的藏文意思:

  域得米( ,Yul-sdevi-mig),域(yul)的本意是“地方”、“范围”,引申为“家乡”。传统上牧区的人没有村落的概念,所以这个解释是从牧民的立场出发,把汉语的“乡村”扩大为“家乡”,相当于藏语中的“帕域”(pha-yul)。(米,mig)的意思是眼睛。

  其中的“文化”(rig-gnas),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学问”,接近汉语“文化”一词的古典意义(教化的,有教养的);“环境”(khor-yug),在藏语中意为“范围”。这两个词,与现代“文化”(生活和信仰方式)和“环境”(人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外在条件)的含义并不一致。应该如何翻译,还需要深入讨论。

  扎西桑俄的开场白发人深思。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从2000年开始村民纪录片拍摄活动,一直使用“社区影像”(community video)的概念。这里的“社区”,是一个从国外社会学来的词汇。之后,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第一次“乡村之眼”培训,以及吴文光“村民影像计划”和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的“乡村影像计划”以后,逐渐出现了“乡村影像”和“村民影像”的说法。而此次跟牧区的人在一起,听他们的讨论,我们才感觉相关的概念还需要进一步本土化,即有必要在不同地区,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文化背景,启发当地人对此做出自己的解释。

  培训的整个步骤由吕宾拟出,再和大家商量决定下来。一周的时间,大致是讲课、讨论和实践交替进行。如何让这些对摄像机和影片剪辑毫无概念,甚至连汉话都不太听得懂的牧民和僧人在短短几天内学会拍摄和后期编辑的技术,并理解影像的意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云南的朋友们从2000年开始乡村影像的实验,逐渐摸索出了一些快速训练村民的方法。然而,参与纪录片制作的村民一直处于分散的状态,项目结束,他们的拍摄就很难持续下去。至于如何在参加活动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这次培训却全然不同,它的发动者不再是外来的人,而是当地的牧民,连所有的活动经费都是扎西桑俄筹集的。培训的过程由吕宾和扎西桑俄共同主持,所有讨论都用汉语和藏语相互翻译,写在白纸上的概要也是汉文和藏文对照的。以往国内NGO所做的乡村活动,很少能达到这样的标准,而这却成了乡村之眼的惯例。

  培训中关于拍摄主题的讨论,就像讲故事的比赛,引发的讨论更加热烈。一个小小的故事,就像一团发酵的面团,会渐渐扩散,引发出更多的细节,直至一个问题的整体。故事会式的讨论,不是从一个结论,一个道理出发,老围绕着一个枯燥的主干纠缠。而是抓住一个生活的细节,剖开来看,扩大来看,一点点归纳出道理。

  这个方式,其实跟用摄像机看事物相类似,所以,语言的故事和影像的故事很容易穿插交织。在以往的纪录片活动中,语言的表达,或被图像的力量掩盖,排斥,放映之后的观众提问,往往显得肤浅和苍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放映活动后的提问,大多不是故事式的,而是讲道理的。所以难以延续先前影像中表达的细节,显得枯燥无趣。如果有人在提问中把自己的经历摆进去,才会引起观众的兴趣。

  2010年的乡村之眼白玉培训是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不再是外来的非政府机构带来的项目,而是当地文化持有者主动发起,并要求外部协作的自觉行动。

  一年后,年保玉则协会的牧人和僧人们拿出了一批影片,如兰则的《牛粪》、华泽的《祈福的忧虑》,扎西桑俄和纳姆措的《大自然的恩赐》,勒旺的《酥油》等。这些影片对文化和环境问题的思考,以及独特的表达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到今天,协会和乡村之眼团队合作,共培养了近30名年保玉则的牧民和僧人拍摄者,扎西桑俄也从一个独立的拍摄者,变成了“年保玉则-乡村之眼”的地方领导者。

  而年保玉则协会的目标更远远超越了纪录片本身,此后他们不仅坚持影像培训,发起了在当地放映自己作品的“草原电影节”,还拓展了影像的概念,用DV、照相机、望远镜、绘画、幻灯等视觉记录和表达工具开展对草原动植物和雪山的长期观察,在藏族牧民、学生和僧侣中传播生物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观念。

  这些僧人和牧人成了拍摄影像的高手,不过他们更重要的经验来自藏传佛教,来自他们对世间众生平等的深刻理解。他们对影像的使用极富创造性,他们以环境监测为关注的焦点,找到了将现代环境科学与自身文化传统密切联系的途径,通过对藏鹜生活习性的深入调查,对兀鹫和天葬制度关系的解释,和与佛教理念相融合的环境教育活动,学会掌握自己言说和行动的话语,摆脱对变迁无能为力的焦虑。

  扎西桑俄说:“年保玉则环保团体是由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士组成,而且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每一个成员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业务。成员华泽的主要业务是捡垃圾和石头研究,我的主要业务是观察鸟类和对它们进行起名。至今为止,我已经对藏区的五百多种鸟类起了名字,其中,一百多种名字以前开始就有。我希望以后能建立一个藏族鸟类学和藏族鸟类词典。

  成员周杰的主要业务是对蘑菇的观察。金沙江流域有很多种蘑菇,相对来说,黄河流域较少,仅在年保玉则周围也有158种蘑菇。成员朵杰土巴是达塘寺的秘书,他的主要从事是对昆虫的观察。”协会每年都在用藏文、照片、图画结合的方式出版图书,有藏鹜手册,雪豹手册,鼠兔手册,还有藏文典籍中水资料文献的汇编。他们就像一群草原的科研工作者,运用传统和现代的两种工具,构建着一套牧区的地方性知识体系。

  年保玉则-乡村之眼第一次培训,出了一部影响很大的片子,名叫《牛粪》。拍摄者兰则虽然年轻,却对问题有深刻的思考,他解释这部影片的主旨说:“没有牛粪的日子,也是我们自我遗失的日子,是给我们生活带来灾难的日子,也是我们与大自然为敌的日子。到那时,我们的慈悲心与因果观,善良的品性都将离我们远去。”兰则不但负责协会的草原流动放映车的活动,把牧民的影像作品带到学校和草原,让更多的学生和牧民看到,后来还组织了年保玉则乡村之眼的牧民小组,继续做针对牧民的影像培训工作。

  他本人又拍摄了影片《鼠兔》,采访当地牧民、外来的生态专家和从事草场治理的环保行动者,把他们的观点和实验结果,以及传统文化中关于鼠兔的知识都在影片中呈现了出来。在三年的影像调查中,兰则从一个“导演”变成了乡土科学家,试图以摄像机为媒介,探索家乡草场恢复的途径。

  与具有行动力的地方草根组织合作的乡村影像培训模式是乡村之眼自2010年以来的主要方法,这种模式让乡村之眼的在地拍摄以及后续的发展提供了多种探索的可能。后续的发展中,随着不同地区的伙伴和工作团队新成员的加入,乡村之眼在各个区域都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在年保玉则神山的南面,有个叫柯河的地方,是草原到森林的过渡区。当地人称这里为“玛荣”,他们的峒格神山据说是年宝玉则的女婿。自2010年起,周巴就带领着当地一个“反打猎”的环保小组,参加了年保玉则协会-乡村之眼的多次培训。这些年轻人拿起摄像机,将镜头转向了现代化浪潮冲击过程中迅速消失的地方文化和在此之下退化的生态环境。

  他们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许多玛荣藏族的传统手工艺,用影像将这些曾经依靠口口相传的文化信息保存了下来。环境的变迁和野生动物疾病同样是他们的影像所关注的内容。并且,通过在地放映,这些反映当地生态问题的影像也引起了社区内部更多的讨论和关注,为环保小组撬动社区打开了重要的窗口。

  2013年,这个小组独立注册了“阿坝县玛荣峒格生态文化旅游专业合作社”,致力于关注本地生态问题和传承藏族生态文化。由此他们的工作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入。他们不再简单地宣传环保的重要性,而是以自然教育、传统环境知识收集、自然监测实践、生态文化公共空间建设(包括植物园、生态文化博物馆和自然监测体验中心)等方式从社区整体上努力去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而影像不止帮助他们进行工作记录和自我表达,还成为了启蒙更多当地人关注并加入进来的重要手段。

  2018年11月,又一次柯河在地影像培训落幕了。周巴长达30分钟的《藓病调查》让学员和我们的内心久久不能平息。藓病是柯河地区鹿、狗等动物多发的传染性疾病,不少野生动物因此惨死,当地人也十分担心藓病影响到家畜。合作社早在多年前就已关注这个问题。影像培训以后,他们拍摄了几部相关的纪录片,如《被忽视的生命》、《故乡的森林》,同时,他们也会在平常调查藓病时,用摄像机去记录。这部《藓病调查》的素材正来自于近3年来合作社巡山问学、调查柯河地区野生动物藓病的过程记录。

  这一次,他们不再是简单地拍摄动物的藓病情况,而是拿着摄像机去拜访了精通藏药的、阿坝县的动物专家、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结合传统和科学去寻找藓病的根源和解决之道。他们的调查成果也落实在了纪录片之外:在山上培植、移栽传统上可以治疗藓病的草药——赤芍,放映影像以告知更多的人藓病问题和调查成果,同小学合作开展自然教育活动、让孩子们自小学会爱故乡、保护环境……

  在柯河,我们欣喜地发现,当合作社的成员掌握了影像之后,影像不再只是一门技术、一种兴趣。镜头聚焦和表达了他们一直以来对社区生态和文化的关注。影像既是在记录和传播,更是帮助他们梳理和回顾多年来的工作经验,甚至反馈给他们更多的力量去在实践中继续坚持,继续努力,让社区更美、更好。

  2011年11月,乡村之眼团队与卡瓦格博文化社合作,在德钦县举办了“卡瓦格博-乡村之眼”第一次培训班,第一期学员有12人。这次活动的当地协调人是文化社的此里卓玛。她在2003年就接触到数码摄像机,拍摄了短片《小生命》。

  2006年又参加了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乡村影像计划,和她的姐夫鲁茸吉称合作完成了纪录片《我们佳碧村》。这次乡村之眼的培训班延续了云南团队以往的传统,拍什么、怎么拍,决定权都在村民学员手中,乡村之眼项目团队主要提供技术上的协助。该项目运作多年,诞生了十多部纪录片作品,而且由文化社长期组织当地的流动放映。

  有意思的是,掌握了摄像机和电脑编辑技术的当地人,并没有陷入虚幻的数字世界中,反而把影像当作深入生活的桥梁。此里卓玛从2017年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旅程,她在德钦创立了“格桑花妇女手工艺品及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 她说:“这些年,我做了很多文化保护的事情,学习了很多高大上的理论,但归根结底,这此传统文化的精髓要回到生活中来,才有可能继续传承下去。

  我想将这些传统理念拉回到具体的事情上,回到一件件具体的行为和物品里。”从影像中记录的古老技艺,到现实中可触可感的具体作品,此里卓玛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从影像回归到生活,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延续下去,并让它们迸发出新的生机。

  古水村村民李卫红学会摄像机的使用后,制作了颇有影响的影片《葡萄》,传播不用化肥农药种植葡萄的新知识。她不仅自家做实验,还到附近的瑞瓦村、说美村、溜同江村、江坡村传授生态农业的经验。2012年年底,为了鼓励村里的妇女们积极参与传统弦子歌舞活动,她给村里的妇女每人买了一双传统藏鞋,大家说有了传统藏鞋,就愿意积极参与歌舞活动。2013年凭借她的生态实验和《葡萄》获得了第五届SEE·TNC生态奖的“绿色推动者”奖项。

  江坡村村民斯南尼玛2006年在香港公益机构“社区伙伴”支持下,开始接触摄像机,并参加一个探讨社区的互助精神的项目活动,陆续制作了《小村故事》、《东筒垃圾处理》和《雪莲花》等片子,在村子里播放,让村民一起来观看和讨论如何改善和解决垃圾的问题。2011年,他参加了卡瓦格博-乡村之眼的社区影像培训,对拍摄和剪辑的技术掌握得更加熟练,角度也更加清晰。之后,他将本村村民上山采虫草的经历拍成影片《虫草》,在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和电视台以及媒体中播放,获得了诸多的奖项。有了《虫草》的激励,斯南尼玛拍摄了更多的纪录片,如《半农半牧》、《德钦情卦》等。

  他认为:“传统文化包括了社区的所有,只要真正的传统文化还在,社区里不需要孤儿院,不需要养老院,也不需要做慈善,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在教育人们,在保护环境,传统文化没有寂寞,没有尊卑,只有平等和快乐,即使遇到生命攸关的事情也可以从容对待”。他还说:“影像是社区里一双明亮的眼睛。我想继续拍摄,是想通过影视找到我们原有的快乐,保护和传承我自己所认为的传统文化和社区互助精神。不管拍纪录片还是拍微电影,我都会围绕这个中心。”

  2011年7月,乡村之眼开始在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雅安片区做乡村影像记录,共有11位村民参与,他们以照片的形式记录了身边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的变化。

  第三排左起:杨明学、彭清柏、王显芬、2013年雅安村民影像画册《山·水·人》

  作为第一批拿到相机的拍摄者,不同于外来的摄影师,这些来自乡村的摄影师们平时或忙于地里的农活,或忙着养鸡、喂猪、放羊,或忙着打工养家,很多照片都是他们利用零碎的空余时间拍下的。照片拍摄的自由性和灵活性,让他们留下的影像极为丰富和多样。

  于是,透过这些当地乡人的眼睛,我们看到了大山里盛夏雨后和冬日雪霁初晴的美景,看到蚂蚱好奇地爬上镜头,漂亮的蝴蝶落在了妇女的头饰上,看到了孩子们顽皮地扮怪相,邻居大妈在丰收的地里打荞麦,留守老人孤身坐在竹林环绕的农舍旁;看到了民间庙会的“过桥”仪式,传统乡村婚礼上的“说红”场景,一年一度快要消失的“斗牛”盛会;也看到了“老锅庄和新厨房”的变迁,山区退耕还林后村民不再种地而开起了货车养起了鸡,以及水库修建后搬迁了新居开始经营藏家乐。

  在参与的四个村子里,来自宝兴县硗碛乡的几位村民一直是最积极拍摄的。他们在尝试了照片的拍摄后,开始了跟其它项目地一样的纪录片拍摄。

  时年28岁的彭晓丽便是其中一员。彭晓丽是硗碛乡泽根村夹金组村民,因为希望记录下家乡一种快要消失的传统——每年在高山牧场给牦牛剪毛打疫苗前,需要徒手扳倒牦牛的这一独有“仪式”,2014年5月她参加了乡村之眼的培训。刚学了如何拍摄不到半个月她就带着相机上山了。她用两天时间静静记录下和邻居家一起上山剪牛毛的过程,之后剪辑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片作品。

  小彭成为了硗碛第一位拍摄纪录片的人,也是乡村之眼培训的硗碛第一位女性拍摄者。她为自己的片子命名为“色达麦隆”。这是硗碛当地一座神山的名字,名气不大,但很有灵气。色达麦隆刚好在她家牧场旁边,因此取了它作为纪录片的片名。彭晓丽带着《色达麦隆》参加了COART艺术节,参加了广西民族志影展,向国内外的观众们讲述着自己家乡的故事……

  左图:彭晓丽在高山牧场摘大黄叶,用作高山生活的蔬菜补充,同时大叶片还可以用作烧水的锅盖

  右上图:因为水库移民,小彭丈夫阿泰的老家经历了搬迁,这是他带儿子回到老屋房基

  右下图:过去硗碛是通行汉地和藏地的必经地,有很多马帮,现在因为养马成本高,用途也基本被汽车代替,已经很少有养马的了,小彭家是当地为数不多保留了喂马传统的

  小彭的丈夫阿泰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往外面走,我们现在都感觉到社会在进步,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跟着社会开始改变。但是对这片山的感情,始终是不一样的。我儿子以后(长大了),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他带到这里来,给他讲我的曾经,讲我在这片山的曾经。希望他继续把这份精神传给他的儿子,或者再往下他们孙子那一辈。”

  虽然剪牛毛每年都会上演,但是每年都会有变化,参与劳动的人会变老,孩子们会长大。在剪牛毛时已经不需要徒手扳牛,只需要用木架把牛赶进去,牛就不会乱动了。“徒手扳牛”的传统消失了,但彭晓丽和丈夫阿泰觉得它的传统精神不能消失,夫妇俩基于嘉绒藏族传统文化和家乡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做起了针对青少年的自然和文化教育,开始接待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们,在跟外界交流的同时也在强化着自己对传统精神的认知,并把家乡的自然和本民族的文化身体力行的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我的两位好友代强和杨涛,他们分别在30年前和近20年前来到硗碛,并在之后持续关注这里的变化,都留下了许多不同时期的珍贵影像资料。在雅安博物馆工作的代强,更是用心收集和整理了很多关于硗碛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黑白和彩色照片。

  同为硗碛一小段历史发展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当看到村民也正在用影像记录着自己村子的变化,我们也希望加入到他们的队伍,用“影像返乡”的方式让这些历史影像返回到它的主人。同时,我们还希望通过记录这些不同身份和背景的朋友们的讲述,为外界展现一个更真实和精彩的嘉绒藏地,一个从自然环境到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都在剧变中的少数民族村寨,一个在当下和未来都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当代中国乡村,同时再为当地留下一段有现实意义和保存价值的影像资料。

  下图是我们共同采访从硗碛走出的歌手格桑西曼,她是内地流行乐演唱组合“阿吉太组合”成员

  在整个中国西部乡村影像探索发展的大背景下,广西南丹白裤瑶乡村影像大致于2011年开始兴起,到2013年达到一个小高峰。

  在整个中国西部乡村影像探索发展的大背景下,广西南丹白裤瑶乡村影像大致于2011年开始兴起,到2013年达到一个小高峰。首先加入进来的是一群返乡年轻人,主要依托广西民族博物馆和香港“社区伙伴”这两个外部推动,从观摩到参与昆明与南宁的乡村影像展映交流活动,从外出接受培训到自发组织本地的乡村影像培训班,这群年轻人的队伍越扩越大,共积累了几十部作品。可是,主要基于对影像的兴趣而组建起来的年轻队伍,很快遭遇了一系列问题。最直观的是年轻人的生计压力,而更为核心的问题还在于这些年轻人缺少与白裤瑶社会文化体系的深入联系,影像反馈做得不够,与村寨的联结比较弱,再加之大家对持续的影像拍摄的意义和目标产生了分歧,从而使白裤瑶乡村影像的发展缺少持续的生命力。2014年,白裤瑶年轻人的影像制作进入相对平静的阶段,,甚或处于停歇状态,有的人暂时离开,有的人继续坚持。

  在完成一些作品后,很多人开始困惑:“到底是为自己记录东西,还是在为谁而记录东西?”“我们怎么纪录才是我们该做的事,该走的方向?”……因为一直以来和白裤瑶这群年轻人的缘分,2015年,“乡村之眼”作为另一个外部力量,正式开展和这群人的合作,共同探索白裤瑶乡村影像反馈之路。大家不再以单一作品产出为主要记录目的,开始考虑与文化精英、民间艺人等协作,共同走上用影像工具为当下白裤瑶修“志”的道路,并且思考如何让这些东西与村寨父老更深入地联系,正在进行的“引路歌”史诗体系记录与整理是第一项探索。

  图/2017年8月,引路歌演述人黎小明老师加入到青年影像小组的记录工作中,然而记录还没开始多久,他就先我们而“去”

  与诸多少数民族族群一样,白裤瑶没有自己的文字,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生产生活的规矩、为人处世的道理等均靠口耳相传,口耳相传的重要载体是诸多的古歌谣,懂得唱诵古歌谣的歌师就是白裤瑶的老师。所以,我们不仅通过“引路歌”史诗项目的拍摄,与白裤瑶歌师群体、本地知识分子有了合作,更尝试通过专门举办“白裤瑶歌师交流会”,邀请歌师、本地知识分子一起外出参与与其他不同族群的交流活动等,使得真正掌握白裤瑶地方性知识的“老师”们成为活动主体,助力影像小组的年轻人,让年轻人更好地转换成协作者和学习者的角色。

  影像记录只是手段,透过影像看到的是村寨社区的不同群体,并且使得不同群体之间更深入地沟通交流,一起思考本族群、本村寨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除了在乡村社区层面的行动,“乡村之眼”也在民间影像教育的领域开始了尝试。从2013年与青海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开展的培训班开始,“乡村之眼”希望在藏区青年人的“影像与文化教育”方面找到新的途径。

  2013年,华谊兄弟公益基金通过对吉美坚赞民族职业学校的大礼堂进行改造,顺利搭建了一所“零钱电影院”;同时,该基金支持“乡村之眼”在校内为高二高三的15名学生开办了影像培训班。通过四次培训,15名学生不但完整地掌握了纪录片的全套制作技术,还完成了包括练习作品在内的39个影片,其中高二学生图丁桑保的《朝圣路上的阳光》、泽昂加的《我的奶奶》还受邀参加了2014年COART艺术节丽江秋季活动及广西国际民族志影像展的展映。毕业于台南艺术大学的陈重佑、吴心蘋夫妇,来自加拿大的崔宜以志愿者,自愿者的身份常驻该校,担任教学任务。

  借着吉美坚赞学校在藏地的影响力和培训班的成就,藏地的多个名人,万玛才旦、扎西桑俄都到该培训班作演讲及交流活动,鼓励大家把“用影像记录本民族文化”的方式坚持下去。这个培训班后来延展成为了学校的常态特色专业,2015年九月,在吉美坚赞学校、华谊兄弟公益基金会与乡村之眼的三方支持下,招收23名学生,为期三年的影像与影视技术专业班正式开班。在多方专业老师以及长期老师的进驻后,影视专业班已然成为吉美坚赞学校的特色专业,成果有目共睹,两年多来在校举办多次影像成果分享,师生反应热烈。

  学生运用自己所学,为学校留下许多重要的校园纪录,如:第一届藏文书法节、吉美曼泽昭攀林诊所开幕,以及每年举行的校庆与运动会活动等等。2016年将影视班学生的初啼之作出版合辑“藏影新声”;2017年影视班学生归桑强巴的《藏历新年》获第二届足荣村方言电影节学生单元最佳纪录片提名;2018年五月,影视班四名学生作品,贡波扎西《光》、罗藏尼玛《小蚂蚁》、白.曲桑《我爱我的家》、才让太《桑台》及毕业生图丁桑保《朝圣路上的阳光》,参加了温哥华Doxa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

  教学过程中,我们鼓励学生利用影像作为途径,加深对自己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在学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黑陶、牛皮袋、手印佛经、传统礼帽等藏地民俗,他们的作品虽仍显青涩,但透过影像教育和实践的过程,在学生心中种下文化传承与保存的种子。学生罗藏尼玛曾说,虽然他是牧区长大的孩子,但因为纪录片,他才第一次发现酥油制作的学问,而这就是“乡村之眼”在民间影像教育的更重要的目的。

  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来说,乡村之眼就是一个奇妙的旅行。乡村之眼工作团队的吕宾、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的陈学礼和云南艺术学院的李昕成了主要老师。李昕和陈学礼是1999-2003年云南大学中国和德国影视人类学硕士专业课程的毕业生,接受过西方影视人类学系统的严格训练。

  他们的加入,带来了更多的理论思考,如提升在地培训的水平,建立音像资料库,创立乡村影像讲习所,与台湾原住民音像作者开展交流,都大大拓展了乡村之眼的视野。而吕宾则在吕植老师的鼓励下,于2015年从“山水”出来,创立了“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

  乡村之眼所从事的事业最艰难之处,在于其本质上与社会主流背道而驰。科技在这其中的运用,并非指向人工智能对人和自然环境的控制,而是指向人对内部和外部生命世界的深入认识,以及基于这种认识的自我节制。乡村之眼既不创新,也不前卫,更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糖水故事。合作者之间的误解与分歧,同道之人的聚散,关于理想的认知差异,以及权力、资本和技术的诱惑,都时时考验着每个人的心智和能力。它的两个关键词:乡村,眼(视觉表达),其落脚点在前者。

  一旦脱离了农区和牧区的村民,脱离了与地方性知识的联结,脱离了与西部荒野的亲密关系,资本和技术只会导致精神的异化,仿佛被阳光刺瞎了眼睛。失去精神内核的影像,至多只能营造出一种转瞬即逝的视觉景观,甚至沦落为玩弄工具的游戏。

  希望参与这一行动的年轻朋友不要被小时代的假象迷惑,不要用空泛的学术讨论慰藉自己的虚荣心。要做“打不死的小强”,像以往十二年那样,带着一双敏锐的眼睛,走进而不是走过广袤的田野,与那些不善言辞,却懂得自然之道的朝圣者为伍,踏踏实实走自己的路。

  我是资深机长陈建国,5个月两次坠机,波音737 MAX 8有何问题,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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